股票配资策略对话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中国经济有较强韧性，不会面临“失去的30年”

“经济”一词，在古代指向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于迎来恢复建院40周年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而言，则是“经世济民”的初心所在——

40年来，与改革开放同向而行，以独特叙事与视角在中国经济重大转型中留下印记，始终在时代变迁中寻找新问题、提出新解释、贡献新对策。

40年来，从国内学术重镇到跻身QS学科排名全球前31，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复旦经济学院迎来恢复建院40周年。黄海华摄

在这背后，其独特的基因和精神内核是什么？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又如何看待？

日前，解放日报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这位“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得主、“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经济学家”，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2015年出任经济学院（以下简称经院）“掌门人”。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解放日报·上观智库特聘顾问张军

【直接催生中国土地批租政策】

记者：从1977年开始搭建经院框架算起，这与中国改革开放时间轴基本重合。在改革的关键历史节点经院有过哪些重大理论贡献？

张军：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对改革开放产生较大影响的第一本政治经济学通用教材，在同类教材中第一次不再提及现代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他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也要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时会见苏步青、谢希德、谭其骧、华中一、蒋学模（左一）等教授

上世纪80年代初，“地租”被认为是私有权产物，张薰华教授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收取级差地租。这一理论研究直接催生了中国土地批租政策，并在此后的宪法修改中得到体现。1988年，上海开启土地批租，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26号地块以2805万美元批租给了日本孙氏企业，土地成为重要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通。

1989年复旦经济学院访日代表团参加研讨会。左起：张薰华、蒋家俊、郑励志、洪远朋、葛霖生、叶世昌

1988年我国提出在东部沿海地区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洪文达教授“嗅觉”灵敏，与英国经济学家合作成立了研究小组，使得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有了复旦的一席之地。

浦东开发开放，经院很多教授深度参与，向中央提交了很多建议，包括给予浦东更多自主权等。上海国企改制时，我跟着伍柏麟教授跑了很多企业，比如上海刀片厂、上海牙膏厂等，参与政策讨论。上海筹建国际金融中心，陈观烈教授提了很多重要的建议。

再往后，不管是上海率先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是长三角一体化成为国家战略，经院在第一时间分别成立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长三角一体化研究院，做了大量的政策咨询和研究。

过去40年，你会发现经院在每个阶段都紧扣时代变化，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记者：您会选择什么关键词来形容经院过去40年？

张军：上天入地。所谓上天，就是要站到经济学研究最前沿，这些年经院师生在经济学的国际顶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快速增长，QS学科排名全球前31。入地就是要立足中国的现实，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我们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研究所等智库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决策不可或缺的咨政来源。

【非常注重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记者：是否形成了“复旦经济学派”？

张军：如果说“复旦经济学派”是指复旦在经济研究上的整体特色，那么我们确实有自己的特色和本色，我们非常注重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而且是几代人坚持下来的传统。放眼全国高校，像我们如此大规模、长时期几代人专注中国经济研究的还不多。我们每年面向全球招聘教师，岗位要求都会加上一条——研究中国经济。

记者：非常注重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这是经院最独特的基因和精神内核吗？

张军：对的。我想复旦经济学人还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不轻易接受已有的理论，而是会本能地对照我们面临的不同约束条件来考虑问题。比如，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就有自己的一套做法。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已有理论和欧美的实践是否可以完全用于中国？这些问题需要结合中国的条件来分析，不能简单套用，比如西方惯用利率工具，而中国信贷工具用得反而比较多。再如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欧美是依靠企业推动经济发展，这对宏观管理的规则就有不同含义。

当前，中国的数字平台经济在全世界发展最快，有着数据优势的头部平台是否存在垄断行为？对数字平台该采取什么监管政策？平台的补贴大战对行业本身有什么影响？这些都需要我们经济学家做扎实的研究。为此，我们跟法国图鲁兹经济学院联合成立了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研究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担任法方学术负责人。

记者：经济学常被批评与现实脱节，你们是怎么做的？

张军：经院一直强调，对国家重大政策提出好的建议，前提是做出扎实的基础研究。就拿我们的公共经济系来说，它主要研究国家的财政、医疗、社保和养老问题，这些领域也急需学界提供方案，比如土地财政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后，地方政府的非预算收入面临严厉约束，这种情况下如何重新梳理中央跟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我们的出生率越来越低，如何应对社保挑战？国资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针对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怎么设计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体系？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重大问题。

做好基础研究，田野调查只是其中一部分，还要善用政府部门、高校调查中心和数字平台企业的大数据。

【有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答案】

记者：您领衔了教育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专项，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派，当前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

张军：要耐得住寂寞，因为知识的积累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我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上世纪90年代才完成，更加注重对实际问题的实证研究，对现代经济学的了解至今也才30多年时间，但我们追赶得很快。

一直以来，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沿用了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很多时候是用中国的数据或事例来验证已有的理论。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的独特发展路径，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已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国问题的独特性。因此，研究和建立一个贴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我们经济学家也逐渐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学术自觉——能否探究一些我们自己的议题。

所谓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长期积累的经济与社会演进的经验，它是开放型的，且不是一蹴而就的。

记者：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经院如何作为？

张军：我们不断地从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去寻找重要的议题。欧洲是一个分裂的地区，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中没有国家概念，看到的是市场主体——企业家和投资者。而中国从秦朝开始就是一个大一统国家，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国家和大一统的市场规模肯定是一个重要角色，在这种场景里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跟西方不一样，这些内容在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答案，需要我们自己去探寻。

为什么中国在三十年里可以发展出那么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什么中国的经济那么有韧性？这些问题，同样要放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场景中才能解答。

【不会像日本面临“失去的30年”】

记者：中国经济现在出现的很多现象，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有哪些相似之处？

张军：相似处主要在宏观经济层面，都是快速追赶的工业化战略，都以制造业驱动经济发展，内需会相对不足，因为要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市场扩大工业化的规模，国内市场相对就比较弱。这也是为何我们现在提出立足国内大循环、形成国内大市场的原因之一。

在长期贸易顺差的情况下，日元被迫升值，为推动内需过度发展房地产，结果泡沫起来了，泡沫破裂后，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家庭都背上了债务负担，日本经济就此一蹶不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在贸易顺差情况下，同样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关税限制。此前我们也通过发展房地产来扩大内需，现在宏观经济面临被房地产拖累的风险，这跟日本当年的情况也比较类似。

不过，我认为中国不会像日本面临“失去的30年”，两者的经济体量和发展程度不一样，中国大陆人均GDP毕竟才13451美元，只要处理好风险因素，未来10年保持4%-5%的经济增速还是有可能的。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优势和强有力的国家能力，我们可以在宏观经济层面进行统筹协调，因此中国经济具备较强的韧性，即使受到外部冲击，也能扛过去，有能力做好自己的事。

记者：对于刺激内需，您有何建议？

张军：“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就是一个刺激内需的思路。一方面有很多基础建设要做，在高新科技、新兴战略性行业、前沿未来产业领域还需大量投入，但另一方面，要把更多资源投向家庭、投向人，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实现更好的医疗、住房和收入保障。

现在，城乡差距比较大、低收入人群比较多，这些都亟待改革，而改革就会创造很多扩大内需的机会。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窗口，变困难为发展机会。比如，针对房地产遇到的问题，是否可以建立国家层面的大规模收储基金，为中低收入家庭和3亿多城市农民工提供最优惠的金融支持，解决和改善他们的住房。

2015年10月，第一届国际咨询委员会合影留念